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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的方言特色

时间:2019-01-29 浏览量:4次

作者:晁瑞(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)

戏剧这种文艺形式,带有一定的方言地域特色。元代的语言面貌与前代两宋、后代明朝判然有别。早期以朱德熙、吕叔湘先生为代表,近年以江蓝生、曹广顺、李崇兴、祖生利等先生为代表,证明某些语言现象受到蒙古语影响,元代汉语发生了特殊变异。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异以及是如何变异的,还需同时考察当时的蒙古语。

元代保存下来的文献不多,大致可分为三类:直译体、“汉儿言语”、戏曲语言(余志鸿《元代汉语的后置词系统》)。“汉儿言语”是元代直译体公文以及戏曲语言的口语基础。直译体通行领域有限,仅限于官府公文。“汉儿言语”通行区域有限,仅限于北方边区,大致形成于辽契丹时期。这种语言是一种中介语,词汇上看都是汉语词(也有少量民族语言借词),但语法结构基本都依照少数民族语言。自宋金对峙以来,形成了南北两支官话。元曲在金人的基础上,有了进一步发展。周德清也将元代戏剧追溯至金,他说:“凡作乐府,切记有伤于音律。如女真‘风流体’等乐章,皆以女真人音声歌之。虽字有差讹,不伤音律,不为害也。”(《中原音韵·作词十法》)明人整理元代戏剧认为南北主要区别在语音上,“北曲有十七宫调,而南只九宫,已少其半……自非精审于字之阴阳,韵之平仄,鲜不劣调,而况吴侬强效伧父喉吻,焉得不至河汉。此则音律谐叶之难”(臧懋循《元曲选》序言二)。这一段话证明明代南北语音有比较明显的差异,用南方话唱杂剧很不和谐。

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(以下简称《杂剧》)是自金形成的北系官话代表,或者说是元代北京话的代表。可惜这部作品中的宾白很少,不能让我们一窥元代北京话全貌。尽管如此,仍可以看到当时汉语受蒙古语影响的痕迹。第一,这种语法现象不见于宋代作品,且很少见于明代戏剧体裁之外的作品(因为戏曲语言有非常强的继承性,个别词明代仍保留元代用法)。第二,这种语法现象从汉语自身的语义演变或者语法结构上不能得到解释,却可以用当时的蒙古语解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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